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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洞与乾隆的秋狝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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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9 08: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大清乾隆六年,时为公元1741年,岁在辛酉。
  这一年,大清国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事情:皇五子爱新觉罗·永琪出生,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赐令自尽,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被正法,三朝元老、大学士徐元梦(字善长)去世,户部宝泉局工匠罢工……
  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件特别令人瞩目而且影响深远:“秋七月,上初举秋狝。”——这一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举行了他登基后的首次木兰秋狝。
  大清皇帝木兰秋狝本属常例,但这一次,却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清史稿·本纪十·高宗本纪一》《清实录·高宗实录》等均有记载:“二月,御史丛洞请暂息行围,上以饬兵怀远之意训之。”

  (二)
  关于丛洞与乾隆的秋狝之辩,还得从大清王朝的木兰秋狝制度说起。
  帝王狩猎之制,古已有之,因季节不同分别称之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左传·隐公五年》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清王朝尤为重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顺治皇帝都经常纵马围猎。康熙朝时,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内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满语“木兰”汉语之意为“哨鹿”,亦即捕鹿,此围猎之地故称“木兰围场”。木兰秋狝制度始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道光皇帝即位(1821年)而废止,在近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康熙、乾隆、嘉庆在木兰围场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木兰秋狝。同治三年(1863年),木兰围场开围放垦。
  清圣祖康熙皇帝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狝,先后参加了四十八次。康熙一生身先士卒打过许多著名的战役,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射猎的成绩。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只,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言语间充满了洋洋自得。
  到了雍正朝,木兰围场一下子清净了。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清世宗雍正皇帝都算得上是最勤勉的帝王之一。雍正当政十三年,至少披阅过奏折两万两千余件、题本十九万余件,写下了千余万字的批语。与他的父亲和儿子不同,雍正继位后,从未南巡锦绣江南行猎木兰围场,他就是一架不知停歇的工作机器,只有过生日时才给自己放假一天。
  雍正在位期间没有到过木兰围场,但他嘱咐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
  乾隆皇帝忠诚地延续了皇祖康熙的秋狝传统,他的一生与木兰围场有着不解之缘。不过,当初动议木兰秋狝之时,朝野上下也有异议。

  (三)
  乾隆六年(1741年)年初,乾隆皇帝下旨意欲秋天举行他登基后的首次木兰秋狝。消息刚刚传出,夏历二月初八,他便收到了山西道监察御史丛洞的劝谏奏章。
  丛洞(1687年~?),文登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中举,雍正元年(1723年)金榜题名,位列三甲第一百一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同榜的还有文登人王士任)。经吏部考核,初授知县,后几经升迁,官至从五品的监察御史。
  丛洞在上疏中劝阻道:“皇上心中惦念武备,欲巡幸承德,行围木兰,实在是居安不忘危的表现。臣只是担心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也趁机怠惰政事。目前纪纲急需整肃,营务不能松弛,希望皇上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
  从某种意义讲,丛洞的意见不无道理,但却遭到了乾隆的坚决否定,他还特此下达专谕,申明木兰行围的意义:“朕之降旨行围,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
  乾隆在谕旨中指出,木兰行围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遵循祖制。木兰行围,皇祖康熙屡屡行之,皇考雍正之所以未曾举行,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
  其二,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我朝武备超越前代。皇祖康熙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时训练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
  其三,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例对蒙古诸藩加之安抚,且有武力威慑之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
  同时,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木兰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不会耽误政事,“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而且不会给沿途百姓增加负担,“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宽免额赋十之三,永为例。”
  这道谕旨讲的几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阐述得十分清楚。
  客观地讲,丛洞和乾隆的观点虽然是针尖对麦芒,但都有一定的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不过两人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不同而已,乾隆的眼界更高远、胸怀更阔大。

  (四)
  乾隆皇帝虽然驳斥了丛洞的上疏,却并未加罪于他,并言:“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见识未广,将此晓谕知之。”
  对于言官,与但凡“不合朕意”就施以廷杖、贬官责罚的朱明王朝相比,大清算是比较宽容仁慈的,有清一代,因言获罪的谏官不多。但这并不是说爱新觉罗氏家族宽厚仁善,不好杀人,抛开入鼎中原之初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不说,即使在后世给予极大好评的“康雍乾盛世”,提起“文字狱”,也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就连被称之为“明君”“圣主”的乾隆也概莫能外。
  乾隆一生做的最起劲的两件事,一是做文人,一是杀文人。如果以写诗的数量计,乾隆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一生发表的诗词总数超过四万两千首,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就算他一生下来就会写诗,平均每年也有五百多首。但这位握有生杀大权的“文人”皇帝,杀起文人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杀文人虽然是从顺治四年的“函可《变记》案”便开始了,其后历经康熙、雍正两代雄主,文字狱愈演愈烈,但真正杀得深入持久史无前例血雨腥风凄惨哀怨的还是乾隆。据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大清一代制造的文字狱,顺治朝5起,康熙朝13起,雍正朝20起,光绪朝1起,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宣统朝为零,而乾隆一朝竟高达130起,真可谓“砍头只当风吹帽,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点离题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五)
  乾隆皇帝自乾隆六年(1741年)起,每隔年到木兰围场秋狝一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改为一年一次,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驾崩为止。除了以皇孙身份跟随祖父康熙塞外射猎外,乾隆一生共参加木兰秋狝四十七次。
  举行木兰秋狝的初衷,正如乾隆所言,在于“整饬戎兵,怀柔属国”,不仅是个人生命力的验证,也是一个王朝兴衰的体现——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即便再“内秀”,又何以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
  大清朝的皇帝,是麻袋换草袋,一袋(代)不如一袋(代)。嘉庆之后的几个帝王,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到木兰围猎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皇帝竟借木兰秋狝之名,逃离京城,躲到了避暑山庄,放弃对英法联军的抵抗,这与木兰秋狝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了。倘若乾隆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六)
  关于丛洞,除了上疏谈论木兰秋狝一事外,史书上不见其他记载。
  丛洞为文登人,确认无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有明确记载。其官至监察御史,是为从五品大员,与六部员外郎同级。但不知为何,道光本和光绪本《文登县志》均未为其立传。光绪本《文登县志》收录其诗一首,以及其为一代名吏徐士林撰写的墓志《书徐公神道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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